古代各朝旅馆都是怎样的?

来源:北京晚报

2020-03-12 21:15:56

如今,有不少人会选择在春节假期外出旅行。旅途中,一个好的住处会为旅行增色不少。因此一到假期,好的酒店和旅馆往往早就预订一空。如今的旅行住宿业非常发达。在物质条件不够丰厚的古代,人们如何解决住宿?古代的旅馆业又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?


周时便有驿传提供住宿

  

我国最早有“旅馆”性质的场所叫做“驿传”,是古代传递文书人员居住的旅店。据史书记载,周初,为了便利各方诸侯的纳贡和朝觐,驿传已经非常普及。当时,在通往都城的道路上广修客舍,四方来朝者即寓居客舍,所谓“凡国野之道,十里有庐,庐有饮食”、“市有侯馆……以待朝聘之官也”。从中可以看出,光顾“庐”、“侯馆”的来宾要按其爵位的高下受到不同的待遇——这实际上是一种官营性质的宾馆。

  

到了春秋战国时期,除了官用的“驿传”,民间商业性客舍有了发展,几乎遍及各地,当时名为“传舍”或“逆旅”。在考古发掘中曾多次发现战国时期旅客住店的凭证“节”(一种铜制小牌),以及有铭文的“旅店用”酒器。战国时,养士之风盛行,各国君主为了罗致客卿,开办了许多养士客馆,而且有不同等级,用来招待前来投靠的人士。《左传》记载子产在郑国曾建“诸侯之馆”,迎接晋侯的到来,这可以说是诸侯国的“国宾馆”了。 至于战国,秦国还未统一之前,秦国境内实行“验”的制度:凡来住宿的人一定要出示身份证。这个制度由商鞅创立,很快推行到秦国各地。后来商鞅失势,逃到一个边远的客店,要求住宿。店主却说:“商君之法,无验不得入住。”商鞅只能长叹:“我定的法害我自己!”秦统一全国后,这种“验” 制仍在实行,汉时废除。

  

秦统一六国后,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驿传制度。汉承秦制,驿传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。在交通要道上大约每30里设一驿,相当于一个交通站。里面备有马匹、饲料、饮食、床铺等一应接待设施,并有专门人员负责接待。当时,西汉都城长安,传舍星罗棋布,不仅有供各郡来客住宿的“郡邸”,而且还有专门接待外宾的“蛮夷邸”。各地来长安的官员和商人,投宿十分方便。

  

曹操《步出夏门行》诗有“逆旅整设,以通商贾”一句,可视作对汉时旅舍的描写。西晋文学家潘岳的《上客舍议》中就存这样的记述:“乃今四海会同,九服纳贡,八方翼翼,公私满路,近畿辐辏,客舍亦稠。冬有温庐,夏有凉荫……”同样是对当时旅舍情况的描述。

  

南北朝时,民间旅店发展很快,几乎遍于城乡,许多王公贵族发现旅馆业的赢利优势,竞相建置,一时间,大量的社会资金都投向了旅馆业。当时还出现了一种“邸店”,它除供客商食宿外,还备有供客商存货和交易的场所。当时的皇室看到这行当有利可图,便通过各种方式排挤、并吞民间的邸店。如南朝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仅在建康一地就夺民间邸店十余处,借此大发横财,使梁武帝也为之惊诧。

  

“旅馆”一词也最早见于南朝。南朝宋谢灵运《游南亭》诗有云:“久痗昏垫苦,旅馆眺郊歧。”到了隋代,大运河建成,一时间“商旅往返,船乘不绝”,为了满足商旅食、宿的需要,在全国范围内,兴起了一股“广造旅邸”的浪潮。

唐代旅馆行业兴旺

  

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之一,也是古代旅店获得巨大发展的时期。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,迅速恢复了向皇帝朝觐的制度。由于天下方定,各方建设刚刚徐徐展开,外地来朝觐的官员来长安后只得暂时住在接待商人的客坊里,很多官员为此纷纷埋怨朝廷礼遇欠周。唐太宗闻知后立即下诏,令京城为朝觐官员建造“邸第三百余所”,建成后李世民还亲往察看。

  

在唐代,有两种“国宾馆”,一曰鸿胪客馆,归主管外事接待、民族事务的鸿胪寺管辖,主要招待外来使臣。二曰四方馆,归三省六部之中书省管辖,当时长安和东都洛阳都设有四方馆。

  

随着唐朝经济的繁荣,民间馆舍也更加兴旺。豪富之家多设馆舍,以待往来。“旅馆”一词也大量出现。《太平广记》记载,岐州富人王祐所开设的私家旅馆能够容纳千人食宿。定州富人何名远更是财大气粗,他沿着驿站开设旅馆,让那些不能住驿的行人都进自己的店舍。

  

随着唐代旅馆业的兴盛,旅馆开始显现出“馆”与“店”的明显区分:馆通常指较大的宾馆,其中有公馆,也有私馆。驿站中还设有驿馆。而“店”多由民间自办,因此食宿设施不尽相同。当时,有的大旅店兼营其它业务,如对外开设餐厅、安排货栈寄存、售卖各种商品以及兑换银钱,这种大旅店又叫“邸店”,带有食宿与商业结合的意味。《太平广记》记载了汴州(今河南开封)的“板桥三娘子店”,店里有几种类型的房间,大房间可供几人同住,三娘子做烧饼供应客人早饭,并出租驴畜。这是一家典型的中小级别的旅店。还有的小旅店不负责提供饮食,但在房间内备有炉具,由客人自己做饭。如《虬髯客传》说李靖等人下榻“灵石旅舍”,自己动手煮肉,并外出购买胡饼。

  

另外,由于唐代同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,除了国家建的供各国使者的馆舍,在一些商业城市,还有私人的“对外宾馆”,比如楚州(今江苏淮安)等地的“新罗馆”,就是专门接待新罗(唐时朝鲜半岛国家之一)客人的馆舍。

  

当时, 遍布全国的驿站和候馆(宾馆)和人们发生了愈来愈密切的关系,这在唐诗中也可见一斑。李白“临驿卷缇幕,升堂接绣衣”、孟浩然“野馆邻鲛室,人烟接岛夷”以及韩愈“府西三百里,候馆同鱼鳞”等诗句都生动地反映了唐代驿站以及旅馆业的兴旺景象。

元代出现了“饭店”

  

宋代同样是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朝代,旅馆业同样繁盛,旅馆密集程度超过了唐代。南宋都城临安,私营客栈遍及全城,多设在闹市区、西湖沿线以及江干、城北等。如引发爱国诗人陆游写出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名句的旅邸就在砖街巷,即今杭州孩儿巷。诗人林升吟出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时所寓旅邸就在西湖边上,该诗当时就题在旅邸的壁上。

  

宋代的旅馆分类更为细致。小的旅馆由小商人甚至平民开办,有的小旅馆几乎只有一室。宋代洪迈编著的《夷坚甲志》中《木先生》一则就记载宋代一位官员汪致道,曾“投宿小村邸,唯有一室”。当时大旅店的规模也非常大,一般由大商人、大官僚经营,如宋代沧州节度使米信曾在京城建造很大的房屋,外有田园内有邸舍,每月收入颇丰。

  

与此相应的是宋代官办的驿站规模较前朝更大,设施也更好。苏轼的《凤鸣驿记》对该驿站有记载:“如官府,如庙观,如数世富人之宅,四方之至者,如归其家,皆乐而忘去。”其规模之大、设施之精美,让人流连忘返。

  

到了元代,就有了“饭店”的记载。当时挂此字号的是民间饮食店或兼营住宿(提供铺席)的饮食店。这源于唐宋时期旅馆业的发展。当时,“正店”(酒楼)和“食店”兼营住宿业务的屡见不鲜。到元时,便有了正式的“饭店”名称。“饭店”在元代是口语,逐渐成为如今人们最为熟知的名词。元代杂剧《翫江亭》中有“我要吃饭呵,走到那饭店门前”的说法。

  

明初,官方的驿站规模超过元代。全国要冲都设有驿馆、递铺,铺距相隔10里,驿距相隔60里。“自京师达于四方,设有驿传。在京曰‘会同馆’,在外曰‘驿’,以便公差往来。”


责任编辑:牛小宁

   


  明中期,驿道管理松弛,大臣张居正主张裁减驿传,但收效不大,以致造成明代“驿站”时盛时衰的局势。尽管明代官办驿递每况愈下,但其民间旅馆依然发达。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来到“天堂之城”杭州,惊讶地发现,“那里的客店很多,每店设十至十二间客房”。

  明清时间,除了民间的旅馆,会馆非常兴盛。在京城,不仅有地区性会馆,而且还有行会会馆。“长安会馆知多少,处处歌筵占绍兴”就是明清时期会馆尤多的最好写照。当时,北京的地区性会馆主要接待赶考的各省举子,行会会馆主要接待各地商人。北京会馆最多时达数百座,大部分座落在宣武门外到前门一带。其他地方也有会馆,苏州的会馆从明万历开始发展,多时达九十余座。至于晚清,随着清朝国力衰微,由先秦沿革而来的会馆发展趋于停顿,但西方旅馆大举开建,客观上使中国的旅馆业也逐渐走上了近代化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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