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书法丰富的系统中，楷书只是其中一部分，它的诸多特质易于形成规范，同时也成为自身的束缚。体现在节奏上的匀速运动、视觉上方正结体、整齐划一，这种浅显通俗的美让大众喜闻乐见。

唐代要求科举考试时书法为“楷法遒美” ，尚强调遒媚劲美的艺术特征。至北宋“院体” 、明代“台阁体”及清代“馆阁体”时期，科举特别是殿试着重书法，考生的楷书书法工拙成为能否胜出的一项标准。“馆阁体”法度严谨，但过度强调到极致实际是对个人自由创造性的一种扼杀。何况科举殿试的最终目的是选贤纳能，长此以往，隋唐时期艺术化的楷书沾染了“伪儒”之范，从而坠入僵化不堪，可谓是“权力审美”对楷书的一种误读。有识之士多发出呼吁: “三馆楷书，不可谓不精不丽，求其佳处，到死无一笔是矣”“今楷书匀圆丰满者，谓之‘馆阁体’ ，类皆千手雷同”“自帖括之习成，字法遂别为一体，土龙木偶，毫无意趣” 。

从楷书走向成熟的“二王”时代至隋唐的楷书名家，早已预见这种简单僵化的危害。王羲之《题卫夫人笔阵图后》云：“若平直相似，状如算子，上下方整，前后齐平，便不是书，但得其点画耳。 ”显然，王羲之对整饬划一的楷书是十分不满的，并力求改变这种弊端: “夫欲学书之法，先乾研墨，凝神静虑，预想字形大小、偃仰、平直、振动，则筋脉相连，意在笔前，然后作字。 ”

书法是一门艺术，艺术的本质是抒情，抒情即表现生命的律动。书法与音乐作为艺域姊妹是现成的参照，如果说音乐是通过时间表现音质的空间，书法则通过黑白分割的空间记录一个创造者生命的时间。音乐有节奏、旋律、和声、音色，书法有用笔、结字、章法、墨法。在欣赏音乐与书法的过程中，可以领略印证其艺术维度的各种韵律味道。在抽象的时空中，音乐与书法都是寄托喜怒哀乐的载体，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。

唐韩愈《送高闲上人序》云:“往时张旭善草书，不治他技。喜怒窘穷，忧悲、愉佚、怨恨、思慕、酣醉、无聊、不平，有动于心，必于草书焉发之。观于物，见山水崖谷，鸟兽虫鱼，草木之花实，日月列星，风雨水火，雷霆霹雳，歌舞战斗，天地事物之变，可喜可愕，一寓于书。 ”这段文字描述唐代草书大家张旭的创作状态。草书以线性、线质为生命，在动态书体中最为跌宕、不可端倪，通过提按、使转、强弱、虚实的节奏变化，表达书家内心积郁的物象、兴致与情结。无拘无束、放浪于形骸之外。草书浪漫夸张，在情感奔突与激越性情交织下达到精神超越。高明的书家不仅是自我的宣泄，而在时空留存下的笔墨痕迹，可以逾越千载，让后之揽者得到心灵的共鸣与契合。草书是抽象的，是简约精炼的，是老子和庄子，是大千世界的留白，是一只鸟飞掠的停伫。其节奏的幅度中不断生发匀速、加速与减速，控制从容不迫。如同恢宏的交响乐一样，其情感的表达是丰沛无碍、多元合一的。

书体分为“动态”与“静态” ，“静态”如篆、隶、楷，“动态”如行、草、行草，在动静之间，亦可以交相互用，体现对书体的节奏变化与美感的把控。魏晋“二王”紧紧把握这两端，对楷书的美学拓展，深刻影响到后来的欧、虞、褚、薛。当然，基于历史源流的关联，隋唐的楷书家又间接受到北碑楷书结构的影响，某种意义上说是最早的碑帖结合。因为有这样的融通变化，才产生中唐楷书的高峰。由此启示习书者要到达楷书的高阶须从隋唐上溯，这里是楷书的实践高峰也是楷书美的标准模块，善学者由此出发可以寻找到接近“二王”的审美策源。

静态书体中的篆、隶，体现于结构的均衡、华饰、精密、婉通等特点，与动态草书结体的组合，行间串联的大开大合、大起大落相比，前者是“加、减” ，后者则是“乘、除” 。前者是“广播体操” ，后者则是“芭蕾舞” 。

单纯沉迷某一书体，没有系统的认知是狭隘的。楷书如同横亘于眼前的一座小山，阻隔着眺望远方的视线，从隋唐雕版印刷肇端影响至今。那些多年为“功力”不足所困扰的习书者，祈君仍存好奇。通过临摹，对书写的节奏不妨进行一次大胆的挑战实验，会发现前所未有的不同。在进入动态书体的学习时，理解行草书是在楷书的基础上节奏加快了，点画间呼应增加了，字组产生了，黑白关系的对比加大了，原有的平匀式的楷书逐渐进入不匀等的分布空间，这种不平衡中，将形成若干新的个体关系和组合关系。一切创造的美在未知的时空中生生不息。

书法是科学与美学合一的学科，当我们体会某种节奏时，我们的心、手、眼相应将配合这种节奏，或者说，心、手、眼进行某种速度的表达时这种节奏即自然产生了。书体不同，形态与运动方式不同，面对陌生的运动方式需进行大量的练习，则手部的敏感度就会大大提升，从而产生深刻的肌肉记忆。书法作为“中国文化核心之核心” ，乃数千年前先贤们的选择，它本身蕴含着诸多奇妙元素，也不断呼唤用科学的思维去发现和实践书法之美。（米广弘，文化学者）